顧炎武在他所著的《日知錄·郡縣》中說：“《漢書·地理志》言：‘秦并兼四海，以為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蕩滅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遺。’后之文人祖述其說，以為廢封建，立郡縣，皆始皇之所為也。以余觀之，殆不然。”當前一些大、中學的歷史教科書中，在敘述秦漢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時，還帶有顧炎武所指出的這種傾向，以為秦朝的政治、經濟制度，都是秦始皇一個人所創(chuàng)建的。其實，這是不對的。
第一，秦朝廢除宗室貴族分封制度的做法源于春秋時期晉國的滅公族制度。晉國原是西周初年按宗親所分封的姬姓國家，是周成王的母弟唐叔虞的封地。晉國本應遵循唐叔虞所受的法度，周公所制定的宗法分封等禮制來治理晉國。但到了春秋初年，晉國卻拋棄了唐叔虞所受的法度，走上相反的道路。在公元前745年（魯惠公二十四年），晉昭侯分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山西聞喜），號曲沃桓叔，建立起一個庶子強宗政權。經過四十年，到曲沃武公時，這個強宗把晉國的嫡室政權滅掉，取得了諸侯的地位。這種違背宗法制的“賤妨貴，少陵長”的篡逆事件，竟被周天子（釐王）許可、承認下來。這是晉國公族制度破壞的開始。曲沃武公的兒子晉獻公接受了他祖、父兩代傳下來的經驗教訓，就不再進行宗親分封，并進一步對親近公族剪滅。這樣一來，所謂唐叔虞的法度也就不存在了。從此以后，歷整個春秋時代，晉國的公子、公孫無受分封者，無在國內任官當政者。消除了公族對公室的威脅牽制，廢棄了血統(tǒng)貴族把持政權的傳統(tǒng)，給春秋時代晉國建立官僚制度、君主集權等開辟了道路。
商鞅是在三晉政治改革之后，由魏國到秦國去的。商鞅幫助秦孝公變法所建立的新制度，最重要的是：廢除貴族世卿世祿制度，規(guī)定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這一改革是對春秋晉國滅公族的做法的法制化。
第二，秦朝的軍功爵制起源于春秋晉國的尊賢尚功做法。周朝的公、侯、伯、子、男一套爵制是建立在宗法血緣關系基礎上的，而春秋時期晉國在消滅公族、廢除宗法分封的同時，實行了擇賢舉能、論功行賞的辦法任用官吏，建立起尊賢尚功的用人制度。晉定公時代，執(zhí)政的趙鞅發(fā)布法令說：“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這里所說的受縣、受郡，指的是上、下大夫因軍功而得爵位者。這道法令是因軍功賜爵位、田宅的具體運用。晉國這一做法被秦、齊等國仿效。
第三，秦朝崇尚法制的制度起源于春秋晉國。晉獻公時，以士蒍為理官（掌法令），“以正于朝，朝無奸官，為司空，以正于國，國無敗績”（《國語·晉語八》）。晉襄公時，趙盾為正卿，使范武子士會制定成文法典，“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左傳·文公六年》）。晉厲公時，“士渥濁為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左傳·成公十八年》）。公元前513年，晉頃公時，鑄刑鼎，著士匄（范宣子）所制定的刑書于鼎上（《左傳·昭公廿九年》），進一步把一罪一刑立法模式的成文法公布出來。在法制思想的指導下，晉國形成賞罰嚴明的法制政治。“晉國有法，始亂者死”，直到春秋末年成為大臣遵守的一條政治原則。這種刑賞嚴明的法制思想和法制政治，在晉國推行了約二百年，成為后來戰(zhàn)國時推動各國政治改革的思想前導，法家學術思想的主要歷史來源。
秦始皇統(tǒng)一全國后，在全國范圍內廢除宗法分封制度，確立以宰相為首的官僚制度和郡縣制度，確立事皆決于法的法制指導思想。秦國實行法制政治，是由商鞅建立的。商鞅是李悝的弟子，得其師書，既不用于魏，遂挾法入秦，“商君受之以相秦”。他在秦國建立的法制脫胎于三晉，在三晉制度的基礎上加以總結提高。尤其是打擊公族、廢除宗室貴族分封一項，實是來自春秋時晉國的滅公族，并將之進一步法制化。
到秦始皇時，任用法家李斯，完成統(tǒng)一后，又吸收韓非“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主張，別黑白而定法制思想于一尊，燒詩書百家語，事皆決于法，法令由一統(tǒng)。法制思想成為指導政治、經濟、軍事的準則，“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史記·秦始皇本紀》），把法制精神貫徹到各種制度和社會關系之中。
因此，秦朝的法制，源于春秋晉國的剪滅公族分封、實行軍功爵制的做法，中經戰(zhàn)國三晉法家色彩的政治家們的變法，最后由法家殿軍人物的商鞅、李斯、秦始皇完成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也！
貴公網(wǎng)安備 52010302000499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