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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黃敦兵 

中國古典詩詞作為一種藝術療愈資源的作用，正獲得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作為孤獨體驗經(jīng)典描述的代表作，南宋詩人趙師秀的《約客》一詩細致摹寫并升華了孤獨的生命感受，形成了值得重視的等待體驗，在藝術療愈論域提供了可資檢視的思想資源。

我們已經(jīng)從中國古典文學的孤獨表達品味了《約客》詩，認為其中的等待體驗增加了生命的厚重感，刷新了中國生命哲學在人生況味文學表達方面的新面貌（參拙文《品味孤獨——趙師秀〈約客〉的等待體驗》，《文史天地》2024年第12期）。其實，這一品味實際上還內(nèi)蘊著雙重性的特色：一方面，詩作中主人的孤獨品味，一定程度上也是詩人的孤獨品味；另一方面，讀者對詩作中孤獨體驗及詩人孤獨品味的再度品味，從賞鑒與療愈的再創(chuàng)造中獲得了人生感悟與詩境熏陶。正是后者，產(chǎn)生了一種藝術療愈的可能與期待。總括而論，《約客》詩中孤獨體驗蘊成的獨特生命感受與心理機制，必將跨越千年風塵，作為一種藝術療愈資源與心理調(diào)治手段，轉(zhuǎn)換成為受眾增加生命厚度、提高人生況味的生存智慧。

一、魅力：指向宋詩的藝術療愈

在紙媒式微，詩歌熱、文學夢落幕后，何處安頓心靈？世人終將駐足何處？回歸古典，細讀經(jīng)典，體味古典的味道，感知古典的溫度，為人生尋求重心，這應該是當下所應有的強有力的回復之一。

經(jīng)典對人們進行文化浸潤，它用文化力量來化導、改造人類。中國古典文學的魅力，由每一代的文化積淀匯聚生成。自《詩經(jīng)》《離騷》以來，中國古典詩歌的文化魅力，經(jīng)過歷代的積淀，不斷匯聚生成，形成一座座文化高峰。唐代固然是中國作為詩的國度最可表彰的朝代，但宋代也步武其后，蘊蓄了另辟風騷的宋詞與宋詩。

其實，宋代的文化魅力，是立體呈現(xiàn)于書法、繪畫、詩詞、陶藝等之中的。僅就文學而言，宋詞被視為宋代文學的代表者，固是確然之論。但是，宋詞不能涵蓋全部宋代文學，也自是不待深辯的。質(zhì)言之，宋詩亦有其獨特的魅力。

南宋詩人趙師秀（1170—1219年，字紫芝，號靈秀、靈芝、天樂，“永嘉四靈”之一）用一首《約客》，細膩地刻畫了等待中的孤獨體驗。為方便觀覽與解讀，茲再引詩如下：

黃梅時節(jié)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

有約不來過夜半，閑敲棋子落燈花。

綜觀全詩，“閑”字可謂是本詩的詩眼。著一“閑”字，盡得風流。人生所難得者，無外乎忙里偷閑。如能在忙后獲得閑適，能從復雜重回簡單，人們將何幸如之！人們常說守約之難，對于“熟人社會”的弈棋之約而言，似不成問題。傳統(tǒng)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經(jīng)常往來的人們，他們住所之間的物理距離一般不會很遠。當然，僅就約來下棋取樂的客人而言，他一定就住在附近。主人公既然“有約”，他就會守約以待，這是傳統(tǒng)社會積淀信任資源的常態(tài)。　　

在詩作中，客人“不來”是造成主人獨處的現(xiàn)實場景的直接原因，“過夜半”又似乎暗示約之將失。在這次看來仿佛已然鑄成的“失約事件”中，失約事情本身給等待之人帶來的生命體驗是深刻、豐厚的，卻不是沉重、荒誕的，其意義似又超出單純的弈棋之樂。

因為“有約”，所以才有等待。主人的“閑敲棋子”恰正說明了等待的意義：“閑”字是詩眼，因為它正說明主人能夠持續(xù)等待，而客人也值得被進一步等待；“敲”字，有唐代詩人賈島“僧敲月下門”的“敲”字意韻，說明夜深人靜時分聲音放大的效果。

可以說，《約客》一詩代表了宋代詩人對生命的感知厚度和對人生況味的多重理解與表達，刷新了宋詩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形象。《約客》詩中隱含了對孤獨的體驗與心理變化機制，內(nèi)蘊著豐富的生命體驗元素，在超越孤獨中遠離了孤絕情懷，這些都完全可以轉(zhuǎn)化為藝術療愈（Art Therapy）資源，為中國古典學研究抉發(fā)新的論域。

有一種解讀，以為主人無意識地重復做一個敲擊棋子的動作，是百無聊賴、焦躁不安的表現(xiàn)。這是值得商榷的看法。實際上，等待客人前來下棋的主人，正將其聊賴寄寓于無意識的“敲”之中。一次敲擊，時間雖短，似已有剎那成永恒之意。連續(xù)輕敲，自然拉長了時空，從而別有會心。他的敲擊，是“閑敲”，節(jié)奏是舒緩的，不是急促的；這種敲擊，是有一下沒一下的持續(xù)輕敲，不像那快速的重擊，絕對無法長久持續(xù)。

總而言之，主人等待客人的心態(tài)是平穩(wěn)的，并不是急躁、心焦不耐煩的。之所以會出現(xiàn)上述這種失準的解讀，就在于解讀者對詩作中潛藏的“等待體驗”沒能真切而全面地體認。

二、等待：從沉思與靜穆中升華

詩作中的主人的等待，絕不像愛爾蘭劇作家塞繆爾·貝克特的代表作《等待戈多》中的那兩個老流浪漢愛斯特拉貢和弗拉第米爾，因為他們只被告知要等一個叫戈多的人，但并不知道所等待的戈多是誰，他們?yōu)槭裁匆谶@里，也不知道戈多明天會不會來。

然而，彼劇作中流浪漢的無意識與荒誕之舉，絕不同于此詩作中主人的優(yōu)雅與理致。

中國古典文學中關于訪與待的描寫，多有獨步古今中外的高致。遠在東晉時期，“復得返自然”的陶淵明，能于“歸園田居”之際，感受到“此還（一作‘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陶淵明《飲酒二十首》）?！妒勒f新語》所載雪夜訪戴事，最為文人雅士盛傳。王子猷雪夜朗誦左思的《招隱》詩，大概因為詩中有“丘中有鳴琴”句，便忽然想起住在剡縣會彈琴的戴安道來，“即便夜乘小船就之”，正是興之所至，當即欣然命舟。然而，“經(jīng)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世說新語·任誕》）?！度握Q》的高致之訪，真正是乘興而來，興盡而返，見不見人，已落入次著，故在所不計。

同是宋代，比趙師秀略早些的張孝祥（1132—1170年），在洞庭獨棹一葉扁舟，因處于“素月分輝，銀河共影，表里俱澄澈”的廣袤無垠的星河間，而不免有“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念奴嬌·過洞庭》）之憾。

僧敲月下門

詩人對景思人時，若再將單純之思凝聚于唯一的對象，所產(chǎn)生的沉思之力便將是十分強大的?！都s客》詩作中，約客的主人沒有因焦灼而派人催促，沒有放棄等待乃至熄燈而眠，而只是燃燈以待，陷入悠然神會之境?？梢?，詩作中主人公的等待，并不是盲目的。他知道所“約”的對象，深知“朋來”之樂；現(xiàn)在都“夜半”已過了，他仍在等待，仍愿等待，盡管不免有些許久待之煩，卻絕非十分焦躁。第三句著一“閑”字，點出詩心，說明主人公在悠閑中等待，在等待中“敲”擊棋盤。他應該沒用多大的力，但已經(jīng)足以將已結(jié)的燈花震落。“落”，是一個過程，短暫而又永恒。燈花輕閃，又讓人思緒翻飛，等待中便有了更多的思想感觸和情感波動。燈花在飄落過程中，也牽引著主人公的眼光，自是“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而能“神與物游”（劉勰《文心雕龍·神思》），從眼前之景遙接萬里之外。西晉陸機所著《文賦》，被稱為文學批評史的第一篇完整而系統(tǒng)的理論文章。據(jù)《文選》可知，陸機在此賦中主張，“放言遣辭”要能“精騖八極，心游萬仞”，并冀望能“觀古今于須臾，撫四海于一瞬”。足見詩情文心，古今遙應。

從古典學意境來看，人生活在一個新的實在之維中。誠如卡西爾所說的那樣，人乃生活于由語言、神話、藝術和宗教所形成的“符號宇宙”之中。所可注意者，《約客》詩在其“閑”之意象群中，由一個新的實在之維中生發(fā)了一個雖然等待對象暫時未至但仍然可待的理致。在這一理致中，蘊藏著藝術療愈的心理機制。簡言之，在等待與可待之間，時間被拉長了，空間被擴容了，心理體驗被放大、豐富了。其間，便自然發(fā)生了現(xiàn)代語境中的“詩歌療愈”。

簡括言之，這一療愈機制由作者—對象—讀者之間多重互動因素生成。具體而論，主人因等待而陷入沉思，符號意象引導讀者產(chǎn)生代入感，同主人一起，因耽于沉思之樂而忘卻時間，相應地也就留住時間，將物理性的等待轉(zhuǎn)向精神性的反思，通過藝術凈化功能的意向性引導而再轉(zhuǎn)向靈性的靜穆，最終，作者、作者筆下的主人與作為讀者的我們一起獲得心緒上一定程度的修復與治愈。

三、調(diào)治：中國詩歌內(nèi)蘊的價值

人的心理活動分為知、情、意三大方面。只有將古典文學中的等待體驗從心理知覺、情感波動、意向性調(diào)治等層面進行有機整合、合理化用，用以轉(zhuǎn)換生成為應對更多不可知、不可控因素造成的心理困擾與生存困境的資源，我們才能真正讓古典知識轉(zhuǎn)化為現(xiàn)代生存智慧，才能讓中國詩歌中的等待體驗等資源變成現(xiàn)代文明升格與社會轉(zhuǎn)型的有益助力。

中國古典學中的傳統(tǒng)身心觀帶給我們反思的空間非常之大。身與心，相依而又不離。心對身，相異而可超越。身可浪跡，而心能任其游談。比如，常言“浮生若寄”，所寄之有待于浮生，其強調(diào)處正在于身。老子有所謂“吾所以有大患者，在吾有身”，后世以身為累之端，或多取于此。陶淵明在《歸園田居》五首中即呈現(xiàn)了中國古典詩歌的這一類生存體驗。以其中第一首為例，若以“久在樊籠里”詩句中的身體觀相類喻，“樊籠”隱喻了身累寓意，而其“復得返自然”所追求的當更為近于自由之心。引而言之，即使不能與身一齊自由馳騁，但也可以有心縱萬象之“游”。

不難體知，在閉門讀書時，身雖在獨處、靜居，卻不能限制心的契接古今。古人以“雪夜閉門讀禁書”為一種美事，早已經(jīng)成為文人雅賞。今天看來，如果剔除“禁書”之偏隘，那么在沉潛古典之余，因為能涵容古境，神交古人，所以便也可以發(fā)思古之幽情，而得千古之旨趣。即使是道家早期文本之一的《列子》，其中也包蘊著因應自然、隨順天機、達觀樂生等在內(nèi)的關于生命的學問的精華。

從歷史上看，思想家最大的焦慮是社會有機體生病了，他們擔心的是社會的墮落、文化的淪喪、制度的崩解等等。至于敏感的文人，他們最大的焦慮，是擔心社會中的個人生病了，尤其是心態(tài)失衡了，他們關切的是心靈的失重與失落?，F(xiàn)代知識人精神自覺的重要表現(xiàn)之一，是重新審視傳統(tǒng)文化中的生死智慧，以應對現(xiàn)實中所遭遇的生存困境與思想焦慮?？傮w而言，國學經(jīng)典，浩如煙海，構(gòu)成重要的思想武庫，如果能披沙揀金，加以持久涵化之力，必能促成新生之局。（參拙著《經(jīng)典化的追尋：中國古典學研究的語言哲學視域》）

因此，回歸古典，挹取思想資源，用藝術療愈心態(tài)，走出思想焦慮與文化困境，這是一種理智的選擇。我們的主要致思取向，應當是要投身到回望、解讀中國古代典籍之中去，并從中挹取生存智慧，以滋潤成就現(xiàn)代人的雅化生活。質(zhì)而言之，社會需要治理，人心需要調(diào)治，波動的心態(tài)需要調(diào)適，這幾個層面都是生存調(diào)適的重要內(nèi)容。

總之，作為文人學士的趙師秀，其詩作中獨特的孤獨體驗，對人們的生存調(diào)適富有多層面的啟發(fā)與影響，具有不可忽視的藝術療愈之效，可以升華為心理調(diào)治的資源。這也在提示我們，要適度地沉浸于中國古典詩詞的藝境，深切感受其在心理療愈等方面的藝術魅力，這是中國古典學研究中一個亟待大力挖掘的學術論域。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