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賴晨
李端棻(1833—1907年),字苾園,貴州貴陽人。我國近代教育奠基人、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的首倡者、戊戌變法主要推動者、貴州新式教育的領路人。我們在重溯“加油文化”這一現(xiàn)象時,不難發(fā)現(xiàn),他與“加油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李端棻和“加油文化”第二代傳人張之洞是同鄉(xiāng)、同科進士、同事和同志:兩人均出生于貴陽;均在同治二年(1863年)考中進士;一起在翰林院同事三年;兩人志趣相投,均主張教育興國。
向張之洞推薦梁啟超等人
從同治六年(1867年)至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的28年中,李端棻先后在晉、粵、蜀、魯四省任鄉(xiāng)試主考官,光緒十八年(1892年),他就任會試大總裁,他還擔任過順天府鄉(xiāng)試主考等職,桃李滿天下,識別提攜了許多人才。
李端棻在廣東任鄉(xiāng)試主考官時,錄取梁啟超為舉人,并把李朝儀的女兒即其堂妹李蕙仙許配給貧寒的梁啟超,成為其恩師、恩親。他對比自己小40歲的堂妹夫教育了近10年,并把他推薦給同鄉(xiāng)、同年、同志和清末名宦張之洞,也把他推薦給了光緒皇帝。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李端棻在寫給時任湖廣總督兼署兩江總督張之洞的信中說:“茲因舍親梁生啟超出都,略陳數(shù)語,令彼代答拳拳。再者,梁生乃弟己丑廣東所得士。渠曾在學海堂,以文字受知于執(zhí)事。弟愛其妙齡好學,會試后,以先叔京兆公所遺幼女結婚,近益研精中外之故,所造愈深。彼鄉(xiāng)薦時,以鄉(xiāng)居鄙遠,未及晉謁,而執(zhí)事已移節(jié)武昌。近始遠來,補修弟子之職,望賜見之。梁生并著有《西書提要》一書,仿《四庫總目》之例,每書為解題一首,似于新學諸生不為無補。茲求執(zhí)事一敘,以光卷帙。想承不棄,今囑其一并呈覽。中原多故,需才孔亟。此生于經(jīng)世之學,講求頗熟。執(zhí)事愛才,聞于天下,當必有以教之也。”他在信中和張之洞溝通,說其堂妹夫梁啟超很有才學,精通新學,而且也是張之洞的學生,希望張之洞重用23歲的梁啟超(張周全《李端棻研究資料匯編》,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兩廣總督岑春煊也是李端棻的學生,兩人密切來往近20年,李端棻找機會帶他拜見了光緒皇帝,岑春煊從此開始得到朝廷重用。另一位兩廣總督張鳴岐也是李端棻的學生,李端棻在山東任鄉(xiāng)試主考官時錄取他為舉人。清末著名實業(yè)家、憲政黨人湯壽潛是光緒壬辰科(1892年)進士,李端棻在戊戌變法期間,把他推薦給了光緒皇帝。民國北洋政府總理熊希齡是光緒壬辰科(1892年)的貢士,在戊戌變法期間,李端棻也向皇帝推薦了他。
光緒十二年(1886年)丙戌科會試前,李端棻召集貴州考生進行考前培訓。此年,貴州歷史上第一位文狀元趙以炯誕生了,貴州人陳夔龍也在此年考中了進士,后來官至直隸總督。
堂妹夫梁啟超贊美李端棻“堪比廬陵”,意思是說他好比北宋的歐陽修,是一位善于識才、選才、用才的伯樂。歐陽修選拔的學生,如蘇軾、蘇轍、蘇洵、王安石、曾鞏、司馬光、張載等人,均是歷史上的著名人物,為中華民族作出了突出的貢獻。李端棻選拔的許多人才,也是我國近現(xiàn)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攜手張之洞為中國“加油”
作為清末民初著名的教育家,李端棻攜手張之洞在教育領域的貢獻良多。
貴州“加油文化”的傳承中一個重要的人物是嚴修,他是張之洞、李端棻共同推薦保舉到貴州的。從1894年至1897年,嚴修任貴州學政。他在貴州貫徹落實了張之洞、李端棻的教育理念,即注重引入西方科技。1897年,嚴修全面改革學古書院(被稱為“經(jīng)世學堂”),該學堂培養(yǎng)了一批新式人才。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之后,經(jīng)世學堂被迫停辦,但嚴修的進步理念被其學生雷廷珍、姚華、徐天敘等人延續(xù)了,這些學者后來被興義士紳劉官禮聘請到筆山書院任教,成為書院轉型的關鍵力量。筆山書院在劉官禮的主持下,吸收嚴修倡導的新學思想,削減傳統(tǒng)四書五經(jīng)比重,增設數(shù)學、物理、地理等西學課程,并引入體育、美術等科目。同時購置上海商務印書館的現(xiàn)代教材和實驗儀器,藏書量居貴州各縣之首。經(jīng)史學家雷廷珍、書畫大師姚華等名師,推行分科教學和獎學金制度,如超等獎白銀1.2兩,激發(fā)了學生的積極性。這種“重金聘名師、重獎促學風”的模式,就是直接效仿了嚴修在經(jīng)世學堂的做法。筆山書院也因此聲名鵲起,培養(yǎng)了國民政府軍政部部長何應欽、護國軍將領王文華、大夏大學創(chuàng)始人王伯群等“加油文化”傳承人。
李端棻參與了戊戌變法,并成為一位重要的推手。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李端棻上《請推廣學校折》,主張改革舊的教育體制、學制模式和教學內容。
李端棻在《請推廣學校折》中分析了洋務運動期間創(chuàng)辦的學堂存在的問題,他指出:一是學生的年紀過于幼小,身心素質無法適應學習;二是學堂太少了,培養(yǎng)的人才太少了,無法滿足社會的需要;三是課程設置脫離實際;四是學堂沒有實驗器材,不能讓學生實習,理論和實踐無法相結合;五是專業(yè)劃分太粗疏,學生的學習比較盲目。為此,他提出了以下幾條建議:
第一,府學、州學的學生年齡限制在12歲至20歲,省級學堂的入學年齡限制在25歲以下,舉人入學則可放寬年齡。京師大學堂的入學資格為30歲以下的貢監(jiān)生,京官入學則年齡可放寬。他還主張送優(yōu)秀學子出國留學,并將學習心得寫成書出版,以便拓展國人視野。
第二,在課程設置上增加近代科學知識。各府學、州學、縣學的學堂,除了設置儒家經(jīng)典四書課程,還要設立外語、數(shù)學、天文、地理、歷史、物理、化學等基礎學科課程。省學除了設置儒家經(jīng)典課程、國朝掌故課程,還要設立天文、地理、軍事、礦冶、時事、外交等課程。
第三,辦學需要充足的經(jīng)費。興辦學校需要大量的經(jīng)費,所以他提議每個省、每個縣改良一所老書院,并且制定新的章程,增設新的課程。如果經(jīng)費不足,可以由政府撥款。但是,京師大學堂是全國最高學府,不能因陋就簡,必須由國庫撥款。每年爭取撥款10萬兩白銀,可提升規(guī)模。
第四,建設師資力量。由當?shù)卣七x、聘請,采取各種手段挖掘合適的師資力量。同時,李端棻奏請各學堂特派紳士督辦并參與學堂一切事務的管理,以專責成,而收辦學實效。
第五,建設配套設施。如成立譯書局、圖書館、儀器院、報館,即通過社會教育,讓國人終身學習,提升素質。
《請推廣學校折》作為中國首份系統(tǒng)教育改革綱領,推動了傳統(tǒng)科舉制向近代學校體系的轉型,其“教育強國”理念為民國時期學制改革提供了思想源頭,促成了京師大學堂的設立和全國新式學堂體系的建立。
李端棻回到家鄉(xiāng)與學子一起學習的場景(AI模擬圖)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李端棻、張之洞共同參與制定了《籌議京師大學堂章程》,李端棻負責學制設計,張之洞主抓經(jīng)費籌措,這種分工奠定了新式教育的制度框架。同時,兩人聯(lián)名奏請設立經(jīng)濟特科,打破八股取士桎梏,為“加油文化”注入了經(jīng)世致用的內涵。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秋,戊戌變法失敗。李端棻被流放新疆,后滯留于甘州(今甘肅張掖)。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李端棻被赦歸貴陽。
李端棻在從流放地回鄉(xiāng)途經(jīng)武昌時,湖廣總督張之洞對其盛情款待,并留他小住。當時張之洞在湖北、湖南等地推行新政,如建設近代化學校、工廠、鐵路,訓練新軍,派遣留學生等,對我國近代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李端棻是被赦免回貴陽的前禮部尚書,雖然滿懷報國激情,但手中已無實權?;氐劫F陽家中的他百感交集,寫了一首《寄贈張香濤同年》的詩,表達了對張之洞的敬佩和感恩之情。詩中說:“鄂州小住得依因,大慰飄萍泛梗生。貴賤交情今乃見,文章結契自然真。”“貴賤交情今乃見”表達了歷經(jīng)宦海沉浮、人情冷暖、世態(tài)炎涼的李端棻對張之洞真摯友誼的感激之情;“文章結契自然真”是指當年他和張之洞在北京翰林院共事的交情(貴陽市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金筑叢書》編輯室編《貴陽五家詩鈔·苾園詩存》,貴州教育出版社)。
值得指出的是,李端棻與張之洞的交往形成了“政學雙軌互動”模式。在教育改良實踐中,二人形成了“北李南張”的協(xié)作格局。李端棻主持的京師大學堂側重基礎學科建設,張之洞創(chuàng)辦的湖北自強學堂專注實業(yè)技術培養(yǎng)。這種差異化發(fā)展在1902年《壬寅學制》制定中得到整合,李端棻的“普通學為體”與張之洞的“專門學為用”,共同構成了新學制的理論基礎。
李端棻回到貴陽定居之后,居住在貴陽縣北大街顏家巷(今王家巷)側的李家老宅。李家老宅在貴陽城北的譙樓(鐘鼓樓)旁邊。站在鐘鼓樓上,貴陽全城盡收眼底,鐘鼓齊鳴,全城可聞。
回到故鄉(xiāng)的李端棻,并沒有因為自己受到?jīng)_擊而灰心喪氣,決定發(fā)展教育,傳播西方進步思想,啟發(fā)民智。
對筆山書院的影響
李端棻在生命的最后6年,即從1901年至1907年,在貴州經(jīng)世學堂擔任過講席,還創(chuàng)辦了貴陽公立師范學堂、貴陽中學堂,發(fā)起成立了貴州教育總會籌備會。他的這些教育改良思想與實踐,對興義的筆山書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李端棻受貴州巡撫鄧華熙的聘請,就任經(jīng)世學堂的教習。李端棻在經(jīng)世學堂任講席的一年中,向學生們介紹了許多西方的新思想。他提倡平等,所謂“政策群謀勝獨謀”;他提倡民主、自由、社會進化思想;他贊美盧梭,認為盧梭是法國的孔子、孟子,他向學生介紹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達爾文的進化論、赫胥黎的天演論等。
李端棻的言論,被貴陽保守文人認為“大逆不道”。事后,貴陽街頭出現(xiàn)了許多辱罵他的詩歌,其中有一首是這樣寫的:“康梁余黨至今多,請爾長將頸子摩。死到臨頭終不悔,敢將孔廟比盧梭。”迫于壓力,李端棻不得不辭職離開了經(jīng)世學堂。
1902年,李端棻參與創(chuàng)辦了我國第一所中等師范學堂:貴陽公立師范學堂(今貴陽學院教師教育學院)。李端棻認為,普通學(基礎學科)是學習專業(yè)課的基礎,他所指的普通學包括外語、數(shù)學、天文、地理、物理、化學、歷史和地理等16科。當時的貴陽缺乏數(shù)理化師資力量。李端棻等四人協(xié)商后決定,聘請貴州武備學堂的日籍教師五人到貴陽公立師范學堂任教,他們是:木滕武彥、金子新太郎、高山公通、清宮宗親、愛田豬之助。
1906年,貴州學務處成立。同年夏天,貴州學務處改設為貴州學務公所,當局聘請李端棻、唐爾鏞、華之鴻、任可澄、趙以炯等人為議紳。不久,李端棻和唐爾鏞、華之鴻、任可澄等官紳發(fā)起成立了貴州教育總會籌備會。1907年農歷九月,貴州教育總會籌備會正式成立,首任會長為唐爾鏞。該會是民間組織的教育社團,掌握了貴陽乃至全省的教育經(jīng)費、學堂產業(yè),日常工作主要是協(xié)助地方當局發(fā)放學堂補助費。
在李端棻等人的努力下,近代貴州教育得到了長足的發(fā)展。1902年至1910年間,貴州省共辦各類學校683所。其中,小學655所,中學6所,師范學校和師范傳習所10所,實業(yè)學堂(職業(yè)學校)3所,高等學堂6所。此外,還有3所軍事學堂。
值得指出的是,李端棻倡導的“廣開民智、改革學制”等理念深刻影響了興義筆山書院的教育實踐。
筆山書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間(1730—1795年),由地方士紳集資興建,因院后峰林形似筆架而得名。書院環(huán)境清幽,院前有龍?zhí)度绯幣_,象征文脈傳承。張之洞的父親張锳任興義知府期間,曾修繕書院并強化其教育功能,使其成為與貴陽貴山書院、遵義湘川書院齊名的貴州三大書院之一。
具體而言,李端棻的教育思想與實踐對筆山書院的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一是政策引導,學制改革;二是地方士紳的響應與實踐。
其一,政策引導,學制改革。李端棻的《請推廣學校折》提出廢除科舉、廣設學堂等建議,為貴州書院轉型提供了政策依據(jù)。1901年清廷推行新政后,貴州各書院陸續(xù)改制,筆山書院亦被納入新學體系。
其二,地方士紳的響應與實踐。1890年,劉官禮聯(lián)合士紳趙天如、林子亨,作出了一個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決策——重建筆山書院。當時的筆山書院,由于歷經(jīng)歲月的滄桑和社會的動蕩,已經(jīng)破敗不堪,無法滿足教育發(fā)展的需求。劉官禮等人深知書院對于地方文化傳承和人才培養(yǎng)的重要性,決心對其重建。
他們以團防局積存的10萬兩白銀作為啟動資金。團防局是當時地方上的一種軍事防御組織,積存的這筆資金原本是用于地方防御的。但劉官禮等人認為,將這筆資金用于教育事業(yè),能夠產生更大的社會效益。在重建過程中,他們精心規(guī)劃,聘請了專業(yè)的設計師和工匠。新的筆山書院選址在興義城東北,這里環(huán)境優(yōu)美,地勢開闊,是一個理想的辦學之地。
新書院規(guī)模宏大,房舍達到21楹,約有100間之多。書院內設施齊全,設有禮堂、講堂、魚池、花廳等。禮堂是舉行重大儀式和集會的場所,寬敞明亮,莊嚴肅穆。講堂是學生們學習的地方,配備了先進的教學設備和豐富的圖書資料。魚池和花廳則為學生們提供了一個休閑娛樂、親近自然的空間,讓他們在緊張的學習之余能夠放松身心。
此外,書院還擁有豐富的藏書,達數(shù)千冊之多。這些藏書涵蓋了經(jīng)史子集、天文地理、科學技術等各個領域,為學生們提供了廣闊的知識視野。筆山書院憑借宏大的規(guī)模、完善的設施和豐富的藏書,迅速成為貴州三大書院之一,吸引了眾多學子前來求學。
劉官禮深知師資力量對于教育質量的關鍵作用。為了打造一支高素質的教師隊伍,他不惜重金聘請省內外的名儒。當時,普通教師的年俸相對較低,而劉官禮卻以年俸三四百兩白銀的高薪聘請經(jīng)世學堂的校友——雷廷珍、姚華等知名學者。
雷廷珍是一位學識淵博、品德高尚的學者,他在經(jīng)學、史學等領域有著深厚的造詣。他來到筆山書院后,不僅傳授給學生們豐富的知識,還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影響著學生們,培養(yǎng)他們的道德品質和學術素養(yǎng)。姚華則是一位多才多藝的藝術家和學者,他在文學、繪畫、書法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他的到來,為書院帶來了新的學術氣息和藝術氛圍,激發(fā)了學生們的學習興趣和創(chuàng)造力。
這種重金聘師的做法,形成了“名師集群效應”。眾多優(yōu)秀的教師匯聚在筆山書院,他們相互交流、相互學習,共同探討教學方法和學術問題。這種良好的學術氛圍吸引了更多的學子前來求學,也提高了書院的知名度和影響力。
在課程設置方面,劉官禮進行了大膽的改革。傳統(tǒng)的書院課程以四書五經(jīng)為主,注重儒家經(jīng)典的學習。但劉官禮認為,時代在飛速發(fā)展,學生們不僅要學習傳統(tǒng)文化,還需要掌握現(xiàn)代科學知識和技能。因此,他削減了四書五經(jīng)的課程比重,增設了數(shù)學、物理、地理、體育、美術等課程。
數(shù)學、物理課程的開設,讓學生們接觸到了現(xiàn)代科學的奧秘,培養(yǎng)了他們的邏輯思維能力和科學素養(yǎng)。體育課程則注重學生的身體健康和體能鍛煉,讓他們在學習之余能夠保持良好的身體狀態(tài)。美術課程則激發(fā)了學生們的創(chuàng)造力和審美能力,培養(yǎng)了他們的藝術氣質。
為了更好地適應課程改革的需要,書院采用了白話文教材。白話文通俗易懂,易于學生們理解和接受。同時,書院還創(chuàng)辦了師范講習班,專門培養(yǎng)新式師資。這些師資經(jīng)過系統(tǒng)的培訓后,能夠更好地教授新的課程,推動教育改革的深入發(fā)展。
為了激發(fā)學生們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筆山書院設立了獎學金制度。超等獎學金高達1.2兩白銀,這在當時是一筆相當可觀的數(shù)目。獎學金的設立,不僅是對學生們學習成績的一種肯定和鼓勵,也為他們提供了物質上的支持。
學生們?yōu)榱双@得獎學金,紛紛努力學習,形成了良好的學風。他們在課堂上認真聽講,積極思考問題;在課后,主動閱讀書籍,開展研究性學習。這種濃厚的學習氛圍吸引了黔、滇、桂三省的學子前來求學。他們慕名而來,希望能夠在筆山書院接受良好的教育,實現(xiàn)自己的人生理想。筆山書院逐漸成為三省學子向往的學術中心,為培養(yǎng)更多的優(yōu)秀人才奠定了基礎。
劉官禮主張“通今致用”的教育理念。他認為,教育既要傳承傳統(tǒng)文化的精華,又要適應時代的發(fā)展需求,培養(yǎng)學生的實際應用能力。在筆山書院的教學實踐中,他很好地將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結合起來。
一方面,書院保留了講經(jīng)傳統(tǒng)。講經(jīng)是中國古代教育的重要方式,通過講解儒家經(jīng)典,讓學生們領悟其中的道德觀念、人生哲理和社會秩序。在講經(jīng)過程中,教師們引導學生們深入思考經(jīng)典中的含義,培養(yǎng)他們的文化素養(yǎng)和道德品質。
李端棻書法作品
另一方面,書院引入了時務書報和西方科學知識。時務書報關注當時的社會熱點問題和國際形勢,讓學生們了解時代的發(fā)展動態(tài)。西方科學知識則包括物理、化學、生物等領域的最新成果,拓寬了學生們的視野。通過學習這些知識,學生們能夠更好地適應社會的發(fā)展變化,關注家國大事。
這種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相結合的教育理念,讓學生們既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又具備現(xiàn)代科學知識和創(chuàng)新能力。他們在面對復雜的社會問題時,能夠運用所學的知識和智慧,提出合理的解決方案。
1905年后,隨著中國社會的進一步變革和發(fā)展,劉官禮意識到培養(yǎng)具有國際化視野的人才的重要性。于是,他以公費資助30余名學生赴日留學。這些學生包括何應欽、王伯群等。
日本在當時是亞洲的強國,它通過明治維新實現(xiàn)了現(xiàn)代化轉型,在軍事、政治、經(jīng)濟等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劉官禮希望學生們能夠到日本學習先進的知識和技術,帶回中國,為國家的發(fā)展作貢獻。
這些學生在日本學習軍事、政治、經(jīng)濟等專業(yè)。在日本的學習和生活中,他們接觸到了西方先進的思想和文化,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他們深入研究日本的現(xiàn)代化經(jīng)驗,學習先進的管理理念和科學技術。
回國后,這批人才成為民國政界、軍界、教育界的中堅力量。抗戰(zhàn)期間何應欽在軍政領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王伯群創(chuàng)辦了大夏大學,為中國培養(yǎng)了大量的優(yōu)秀人才,推動了中國高等教育的發(fā)展。劉官禮的留學政策,為中國培養(yǎng)了一批具有國際化視野和創(chuàng)新能力的人才,對中國的近代化進程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上述劉官禮等人對筆山書院的改革,與李端棻在貴陽經(jīng)世學堂的教學實踐是相呼應的。
1907年11月17日,李端棻在貴陽與世長辭,享年74歲,被安葬在貴陽永樂鄉(xiāng)。流亡海外的梁啟超為恩師、恩親撰寫了祭文、墓志銘,高度評價了他的一生。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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