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稿人：劉麗
來源：文史天地雜志社
發(fā)布日期：2024-12-03 16:3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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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中 小王伯群與吳鼎昌之關(guān)系及大夏大學在黔的艱辛
作者 湯濤
人們有理由相信，1937年11月當大夏大學西遷貴州時，作為貴州省主席的吳鼎昌一定如獲至寶。當“加油文化”第四代傳承人之一的王伯群挈婦將雛自上海、香港輾轉(zhuǎn)到貴陽的路途中，收到了貴州省主席吳鼎昌歡迎回黔賀電。然而，美好的情景并非如人們所想象的那樣出現(xiàn)。在此后吳鼎昌任貴州省主席近7年的時間里，王伯群與吳鼎昌之間，雖非方枘圓鑿，冰炭不相容，但也有以鄰為壑、凜然難犯之謂也。大夏這所由貴州人王伯群創(chuàng)辦的大學，雖然回到貴州，卻并沒受到省主席吳鼎昌的待見。這是為何？
王伯群與吳鼎昌（1884—1950年，字達銓）最早作為對手，當在1919年2月在上海舉行的南北和議時期。
王伯群以南方代表出席。吳鼎昌因得到皖系、安福系及徐世昌的認可，被推選為北方代表。他們分別作為南方和北方代表團的決策者之一，多方周旋并爭取南北雙方妥協(xié)，努力推進和議的籌備和談判。
歷時3個月的南北談判破裂后，王伯群和吳鼎昌各奔前程。王繼續(xù)追隨孫中山從事民主革命，而吳則投身金融，擔任鹽業(yè)、金城、四行儲蓄會主任，成為金融集團的首腦。同時，與張季鸞、胡政之等接辦《大公報》，自任社長。實現(xiàn)他“右手執(zhí)筆，左手執(zhí)斗”的人生愿望。
1931年，王伯群結(jié)發(fā)妻子去世后，在母親的一再催促下，他續(xù)弦大夏大學畢業(yè)生保志寧。是年6月18日，他們在上海徐園舉辦結(jié)婚典禮。
1931年6月，王伯群與保志寧結(jié)婚照
對于這場婚禮，上?！渡陥蟆返戎髁髅襟w均有報道，但報道內(nèi)容多為現(xiàn)場記述。6月19日，吳鼎昌執(zhí)掌的《大公報》，卻以揭露式的火爆標題報道這場婚禮，“王保之婚”下的副標題是“蔣宋之婚無此旖旎，王贈保嫁妝費十萬元，新屋瓷磚價值五十萬”。
這篇復合型標題報道讓王伯群從新婚的興奮中一下子沉郁起來。報道除簡述現(xiàn)場婚禮外，核心指出“聞王贈保嫁妝費十萬元，保初欲出洋求學，后結(jié)婚，現(xiàn)婚后再出洋”，“王在愚園路建筑新屋，甚軒敞，瓷磚由泰山磚瓦廠定造，值逾五十萬”。
這篇貌似漫不經(jīng)心的報道，一下子引爆南北媒體的極大關(guān)注。
6月27日，上海《生活周刊》與《大公報》一唱一和，刊登一篇《久惹是非之王保婚禮》的無署名文章。該文以王保結(jié)婚為由頭，編造保志寧嫁王伯群之前提出過三個條件：其一，贈其嫁妝十萬元；其二，婚后供其出洋留學；其三，為其購置一幢花園別墅。這三個條件又經(jīng)《新聞報》《上海報》《時報》等大小各報的大肆演繹，在坊間廣為傳播。
由《大公報》肇起的揭露式的負面報道，使一向謹慎、謙恭的王伯群不勝其煩。7月8日，王伯群以《余等婚事》為題，專門進行辯答。但他的解釋反而引發(fā)了各方置喙。甚至有國民政府監(jiān)察委員呈報中央政府，建議徹查王伯群建造別墅的經(jīng)費之來源。
久居官場的王伯群自然深諳寬恕之道。盡管《大公報》失實報道給王伯群帶來精神困惑和名譽損害，亦給蔣介石的南京政府與粵派的爭斗平添了一層混亂。但他并未痛恨吳鼎昌，也未與之結(jié)怨。1932年1月，王伯群專托交通部電政司司長鐘秉鋒會晤吳鼎昌代為致意：“《大公報》狂吠之處，自己已忘懷，囑吳勿介懷，并不可輕聽謠傳及挑撥之言。”是年3月，王伯群赴北平見張學良之時，在廠家金城銀行總經(jīng)理周作民設宴之機，以恩師姚華的《弗堂類稿》托交通部次長韋以黻轉(zhuǎn)贈給吳鼎昌，代致問候，以示同好。
1930年，王伯群（前排右四）與大夏大學校務委員會合影
王伯群不計前嫌，主動示好吳鼎昌。但沒有史料證明吳鼎昌回禮致歉，冰釋前嫌。不過，從吳鼎昌對大夏大學的態(tài)度，其內(nèi)心仍存芥蒂。
王伯群和吳鼎昌在貴州的不期而遇，他們也許都不曾想到。
貴州是王伯群的桑梓之地，也是王伯群的福地。他與胞弟王文華組織護國運動，聲震海內(nèi)外，歷任黔中道尹、貴州省省長（未到任）。1937年底，王伯群率先把大夏大學西遷到貴州，在貴州省教育廳廳長張志韓的安排下，是年底以貴州講武堂為校址，在貴州前后辦學近9年。
貴州之于吳鼎昌既是意外，也是福地。1937年12月16日，行政院召開院務會議，決定改組貴州省政府，任命吳鼎昌為省政府主席。吳鼎昌接到任命后，還是有點驚詫，因為他已于“十二月二十日搭輪西上，在行前數(shù)小時始知已裁定命予赴黔”。由文職出身的吳鼎昌擔任省主席，兼任滇黔綏署副主任、陸軍上將，總攬貴州軍政大權(quán)，在彼時算是特例，因為其他各省主席均為軍人。
大夏大學遷到貴陽后，不像在工商業(yè)繁榮的上海辦學那般順利。
首先是校址不穩(wěn)定。大夏抵達貴陽的第二年，吳鼎昌認為大夏獨占講武堂，提出要其搬離。貴州省黨部主任王漱芳轉(zhuǎn)述其主張，建議王伯群“大夏應早有準備，否則臨時張皇反多不便”。王伯群聞之，甚為不解：“遷校則不能上課，學生固捐大無算，教育前途亦不堪設想，空非長期抗戰(zhàn)時期所宜，如云防備空襲，則晚間上課，晝間避開，未為不可，故大夏大學唯有鎮(zhèn)定處之，不愿事先逃避。”他接著歷述大夏一年來對貴州的貢獻：“以大夏移黔開辦，為黔造就人才，開啟文化，貢獻頗大，設若無大夏來黔，黔省至少有三百學生不能升學。”
其次是辦學經(jīng)費左支右絀。為籌措大夏辦學經(jīng)費，王伯群廣開財路：一是爭取教育部財政資助；二是跟華問渠、戴蘊珊、伍效高、帥燦章、鄧若符等實業(yè)家和鹽商勸募；三是舉辦鹽務專修班等各類培訓；四是與劉玩泉、劉熙乙投資創(chuàng)辦聚康銀行和投資鹽業(yè)公司。即使多渠道籌資，仍難于滿足大夏經(jīng)費所需。王伯群希望得到省政府資助，但吳鼎昌未予理睬。他告訴王漱芳，大夏曾函省府求補助學費12萬元，而吳鼎昌視大夏如蛇蝎一般不予，殊為大可怪之至。“以一省主席而自私自利如此，尤為可怪”。
大夏在貴州前后辦學八九年，為貴州培養(yǎng)1500余名本土人才，同時以教育學院為基礎(chǔ)成立貴陽師院，大夏中學并入貴陽一中成為該校重要基礎(chǔ)，花溪兩千畝校園并入貴州大學。吳鼎昌對大夏始終未曾施以援手，對高等教育如此缺乏同情，也屬罕見。
大夏大學西遷紀念碑
吳鼎昌對大夏冷眼旁觀，究為如何？筆者從《吳鼎昌與貴州》一書中，發(fā)現(xiàn)其中的端倪?？箲?zhàn)爆發(fā)后，先后有大夏大學、浙江大學等9所學校入遷貴州。“吳鼎昌明知這些大學遲早會離開貴州，便抓住這個時機，利用這批來黔高校的師資、設備、專業(yè)、技術(shù)、經(jīng)驗等條件，積極與教育部領(lǐng)導聯(lián)系，籌備創(chuàng)建貴州省高等教育的工作。”
這是吳鼎昌謀劃本省高等教育的高瞻遠矚，還是心胸狹隘進行本土化的保護？令人迷思。這與同為上海的光華大學西遷至成都，復旦大學搬遷到重慶大相徑庭，四川政府對這些外來高校大方地給予不同程度的資助。
由于王伯群的特殊資歷、地位和性格，他對貴州地方事務多有意見和表態(tài)。再加上跟王伯群走得很近的省黨部主任王漱芳、省教育廳廳長張志韓、省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馬宗榮等黔籍知名人物，素以性格剛直著稱，經(jīng)常對吳鼎昌治理執(zhí)政多有異詞。坊間曾流傳王伯群鼓動“黔人治黔”，挑動貴州人反對外籍人士，欲自己代替吳鼎昌做省長的傳聞。
王伯群的妻侄周元椿自重慶返回貴陽，他轉(zhuǎn)述重慶要人接吳鼎昌報告，告狀說黔人尚繼續(xù)挑外，幕后領(lǐng)導者直指王伯群。王伯群聞罷，內(nèi)心雖有憤恨，但還是耐心解釋其中的過程：“若準肆行貪污，榨取盜竊，掠奪種種罪恐不自覺，而不準天地間有是理乎？如是而可忍，則又何必抗日，日本人之侵略亦不過如是而已。能為吳鼎昌等之順民，則可以為日本人之順民，況吳輩親日派素以歸順日本而自重，后挾日本人之力而奪取政權(quán)者。若輩直接為日本人之順民，欲黔人間接為日本人之順民，為雙料之順民，萬不可能。”
王伯群雖然內(nèi)心對吳鼎昌多有不滿，但以其聲望和修養(yǎng)，對政府的腐敗無能不作為即使怒目切齒，也不會怒形于色。他只得在筆記中表達個人情感：“黔人素重正義，重革命，萬萬不甘受此屈辱，此為天地之正氣，豈余能指使者耶。人類有良知，能以判別公理是非，豈一二人如此胡為胡行，可以掩蓋天傭人之耳目耶，該吳鼎昌與其狐群狗黨可以休矣。”
王、吳之間關(guān)系何以緊張至此？吳對王何以有如此成見？
王伯群好友、廣州總統(tǒng)府陸軍中將楊秋帆道出了其中的癥結(jié)：他們之間的宿怨，根據(jù)吳鼎昌所言，乃“伯群對我不滿，系因在交通部時代，《大公報》曾加以攻擊其上海住宅耗費五十萬之類，實則此為編輯人之責，我不知也”。
王伯群聞罷，跟楊秋帆略述當年事情的原委。他說：“《大公報》之事，余早于忘懷，即當時也知為通訊記者與編輯人所為，未罪達銓（吳鼎昌字）也。”王實情相告楊道：“吾之不滿為二十七八年各縣吏治太壞，貪污者多，吳不稍審，余舉王同榮、劉旭光向吳盡忠告，吳反倒到渝向張群、何應欽謂余為領(lǐng)導黔人排外，不為是非，不察情。實則何告知我吳之態(tài)度后，一九四〇年回黔，余即不問黔事，現(xiàn)在劉旭光畏罪潛逃，王同榮貪污案發(fā)給拘，可證余當時忠告不誣。吳擅宣傳余領(lǐng)導黔人排外為別有作用，彰彰明矣。今吳撤換，孫希文而整頓吏治或小有覺悟。”
楊秋帆作為雙方好友，一直想調(diào)和王、吳之間的關(guān)系。這當然也是王伯群之所愿。
1940年3月2日，楊秋帆轉(zhuǎn)告與吳鼎昌晤談經(jīng)過。王伯群幽幽道：“雖言愿合作，然尚無事實表現(xiàn)。”是年四月，吳鼎昌排斥省教育廳廳長張志韓，欲調(diào)換大夏副校長歐元懷。吳轉(zhuǎn)折與何應欽商討，何再商量于王伯群。王認為吳聘歐元懷為教育廳廳長，無非兩種情況：一是善意，則為減除大夏與貴州省府隔膜和整頓本省教育；二若為惡意，則釜底抽薪，肢解大夏管理團隊。但王伯群仍從大局出發(fā)，乃復何應欽說，絕對贊成歐元懷就任廳長，服務全省教育事業(yè)。歐的加盟，讓吳鼎昌如虎添翼。但對于王而言，大夏所有的領(lǐng)導重任都堆壓在他一個人身上。
積極參加修建大夏花溪校區(qū)的師生
王伯群一直謹慎地處理自己與吳鼎昌的關(guān)系。從他們有限的接觸中，感受到他們之間力圖保持禮貌式的距離和張力。
1941年元旦，王伯群受邀赴省政府參加吳鼎昌主政三周年午宴。貴陽市市長何輯五致詞，歌功頌德，無微不至。平剛致辭則獎懲兼顧，寓諷于勸。何欲請王伯群發(fā)言，王表示“無良好貢獻，卻之”。詞畢立餐，王伯群“進湯一杯，面包二片，遂先行歸家”。是年7月30日，王伯群聞吳鼎昌三女兒結(jié)婚，遂備一帳贈之。吳將“帳內(nèi)上下款收去，帳及帳中四大金字俱退回”。王伯群“覺此亦一退禮法也”。9月3日，何應欽自重慶視察貴州，吳鼎昌夫婦設宴招待，王伯群夫婦赴宴，他與吳“未談何有關(guān)之問題”。
1942年10月，王伯群參加貴州省黨部委員傅啟學、李居平等七人公宴，與吳鼎昌對面坐，聽其略談此次出巡北路各縣情形，吳勸王開酒禁，王“以恐過量，卻之”。王伯群赴貴州省教育廳，跟歐元懷反映貴州“中等教育太壞，故農(nóng)工先修班以十七分為及格，殊可痛”。歐有所感，擬向吳鼎昌辭去一切兼職，專門整頓教育，王伯群“亦贊同此舉”。
1943年3月16日，蔣介石抵貴州視察。王伯群擬赴貴州臨時省參議會謁蔣，但“后思有吳在場不便說話，如參加又不能不說話，故中止而到校”。3月22日，王伯群受邀赴蔣介石茶會，蔣詢各位來賓意見。王伯群記述很有意味，從字里行間隱藏著對吳鼎昌的輕慢：何季剛舉孟子“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二語作隱刺黔政意。任可澄“委婉達到民負擔重、官責任輕，譏政治之無成績，不能配合軍事外交后，又言造林必先保林，否則隨造隨毀終無達目的之時”。王伯群見話漸支離，乃將木炭汽車大行，亦毀林之一因。王伯群談到的木炭汽車，吳鼎昌手下的貴州企業(yè)公司從美國購買大型卡車七十多輛，改裝成中國機械制造廠研制生產(chǎn)的木炭代油爐，“不用一滴油，行駛在渝、昆、衡、柳等處”，擔負西南交通運輸?shù)闹饕蝿?。貴州素產(chǎn)山絲，因木炭汽車興而山絲大量減少。
吳鼎昌曾與人言：“一個人要立大業(yè)，須以魁星為楷模，右手執(zhí)筆，表示有文字力量，左手執(zhí)斗，表示有財力，其實魁星本人卻是穿的一副武裝”（尚傳道《對吳鼎昌主黔七年的回憶》）。他主政貴州7年，總穿一套配帶上將領(lǐng)章的呢制服。下班回到家里就換上長袍，穿一雙雙梁的便鞋。由此也一窺吳鼎昌獨特性格的一面。1944年11月，日寇兵臨黔南獨山，貴陽危急，黔桂邊區(qū)總司令湯恩伯抵達貴陽，迭次召集地方有關(guān)人員會議，會上對吳鼎昌毫不客氣，多次讓他下不了臺。最后，吳不得不電請辭職（宋思一《黔南事變前后》）。
王伯群與黃郛、楊永泰、張群、錢永銘等政學系的關(guān)系素來尚善，但獨對吳鼎昌敬而遠之。民國要人之間的這種關(guān)系，期望更多史家予以關(guān)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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